魏晋南北朝书法特点

　　中国的书法市场在汉代已见雏形，即佣书取资。至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书法艺术品市场得到长足的发展。六朝佛教盛行，抄写经书成为佣书市场的重要形式，他们按量写经收费。当时有位名叫刘芳的人常为各僧写经论，其“笔迹称善，卷直以一缣，岁中能入百余匹。”可知已把书写当作了一种谋生的手段。

　　唐宋两代书法继续发展，开始出现了润书市场，即书法作品已按润例收费。明代是书法市场的鼎盛期。随着商业和城市的发展，书法市场发展迅速。明代中叶以后，私家艺术品典藏一跃而上超过了内府收藏，占有了绝对的优势。

　　那么，除去书法市场的差异，古今书法的价格又是如何的呢？

　　明代的书法市场

　　在明代社会赏字藏画成为了一种时尚。“家中无藏字，不是旧人家。”一幅名家真迹挂壁，家中主人身价倍增。书法艺术品的交易普遍由专职书法商人经手，市肆操作，价格层次清晰，上升趋势亦较明显。明人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提到了嘉靖末年各地巨贾“不惜重资收购，名播江南。”明中叶以后，大批职业书法家涌入市场以卖书法作品为生，市场首重者为“明四家”的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等人。唐寅长期靠卖字画为生，如他作于弘治四年(1491年)的《刘秀才墓志》中袁宏道评：“子畏原不知文，志铭尤非所长，而不乏求之者，想白雪无权，黄金有命也耶，一笑一笑”。可知唐寅即使为童年的好友刘嘉作墓志时，也得到相当的文润。沈周早已是“名噪寰宇，征求过多而日不暇给”。至文徵明时代的苏州，经济生活异常繁荣，社会对书法作品的需求增大，“四方乞诗文字画者，踵接于道”，使得文徵明书法作品交易价格比沈周在世时还要高好多，特别是其晚年“德尊行成，海宇钦慕，嫌素山积，喧溢里门”，以至于出现了“寸图才出，千临百幕，家藏市售，真质纵横”的作伪现象；这一时期书画作伪异常突出，临摹当代名家作品的作伪者，能够获得不菲的收益，所谓“伪貌其笔以衣食者无数”、“一时砚食之士，沾脂泡香，往往自润”。

　　此外，仇英长期客居在大收藏家项元汴家，应项氏所求而作的《汉宫春晓图卷》，更是以两百金的交易价格创下了当时的新高，想必仇英的书法价格亦不低。董其昌虽倡言以画为寄，却又说“亦不为虚套”，欣然收受他人的金钱物品。在一封信札中董写道：“鸿堂帖来裱者，壹两半，此画一价，惟兄所损。然勿得乞他人知也。”看得出由于生怕朋友告知别人实情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，所以十分保密。

　　除了江南地区，京城的书法艺术品市场亦相当兴盛，有些书家甚至自己在京城开店卖字，马宗耀《书林纪事》中说：“洪季和钟崇二人，四岁随父入京，至临清，见牌坊大字题额，索笔书之，遂得字体，至京师设肆继鬻字。”可见书法艺术品已在社会上大量普遍地流通了。明朝民众热衷于追求名家作品。名家门前购字画者络绎不绝。祝允明“海内索书，贽币门，辄辞弗见。”亦为市场中的热门人物。

　　明代书法的价格与波动

　　明代由于文人耻于言利，所以书法价格也难见史籍。大鉴藏家项元汴喜欢在书画作品后面标明价格，

　　孙承泽就在《庚子消夏记》中如此取笑道：“项墨林收藏之印太多，后又载所买价值。俗甚。”因此，在明代私家著作中公开大谈书法价格的文人实在是“凤毛麟角”了。但是翻阅史料，还是能够找到些蛛丝马迹。如写于1621年的《长物志》中《书画价》论及书法定价：“书价以正书为标准，如右军草书一百字，乃抵一行行书，三行行书，敌一行正书；至于《乐毅》、《黄庭》、《书赞》、《告誓》，但得成篇，不可记以字数。”可见当时书法是以字数论价，并以正楷价最高。

　　相对于古代的高价，明代的书法价位相对较低。记录较高的如祝允明、王宠等人的单件作品最多也不过二十两银子。这也难怪唐寅会慨叹：“笔砚生涯苦食艰。”就连当时名动宇内的董其昌的书法价位也不高，他曾经想以“书素绫百幅、画金箑二百”换取一部《淳化阁帖》(时价大约一千两银子)，居然被拒绝了。当时的书家作品只能换来一些生活物品。那么，以当时的购买力，和当今书法市场比起来，这些画作在明代社会上大概是多少价值？

　　我们可以根据明代的米价，再结合现在的米价进行换算，就可以弄清当时书法价格的大概价值。在明代一两银子大致可以买到168.7公斤大米，而现在市场上的米价也就是每公斤三到四元人民币，据此我们就可以算出在明代中晚期，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人民币469.7元。王羲之《瞻近帖》售价是二千两银子，大约相当于人民币856900元。黄庭坚书《法语》的价格是一百两银子，也就是人民币46320元。赵孟頫书《道德经卷》的价格是七十两银子，折合人民币31082元。王宠书《离骚并太史公赞卷》的价格是二十两银子，大致等同于人民币8718元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以上的这些书法价格在明代并非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经历过较大波动起伏的。如王羲之的平安、何如、奉橘三帖，项元汴时代定价为二百两银子。然而到了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，张觐宸从其子项玄度处购买却花了三百两银子，已是涨了一百两之多。

　　古今书法价格的差异

　　虽然经济发展和买家的好恶使书法价格变得悬殊，但和明代书法价格比起来，当今的书法市场却是少数人参与的。在明代，一般普通百姓或许可以收藏那时的名家作品，像上文所说的用几斤米就可以换来李日华的书法，实在是相当便宜。明四家中的唐寅的字画也曾一度卖不出去，其诗句“荒村风雨杂鸣鸡，燎釜朝厨愧老妻；谋写一只新竹卖，市中笋价贱如泥”，可以反映出其书价是相当低廉的。当时文徵明和王宠等名家之作也只不过值二十两白银。再看看当代的书法艺术品市场，那价位早已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，比如王宠的书法在20世纪90年代价位大多也只是在数十万元左右，2005年浙江皓翰拍卖的王宠《南华真经内七篇书法手卷》成交价为990万元。再到2008年，王宠的楷书《庄子内七篇》拍卖价已突破1228.2万元。另一明代书法家张瑞图的草书杜甫《羡陂行》也以352万元成交。

　　从中可以看出，明代书法价格不仅高昂，且涨势更是惊人。明代的王羲之作品即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过去了，也只不过上涨了三分之一。而今涨的幅度却可用几十倍来形容，实非明代所能比的，这其中或许有拍卖市场运作方式和艺术品泡沫的存在。但无论如何，明代书法比起当代书法作品来讲，那简直是不能相提并论。

　　而对于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书作而言，表现亦不俗。在2006年其作品《自书杂咏》手卷估价仅为180万至280万元，成交价竟达462万元。到了2007年的《行草书诗卷》(1548年作)，价格高达1100万元，是他书法作品首次突破千万元。2010年，文徵明行书《西苑诗》册页达到了5208万元。买家的喜好和争夺依然是使书法价格不断攀升的因素，只是现今书法价格的透明度和购买方式，早已今非夕比，但地域性、精品意识依然存在着。明代书法市场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和京城等工商业发达的地区，而现在依然是在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经济繁荣的文化中心和东南沿海的大城市。

　　当然，明代的值千两天价的王羲之、怀素和米沛的书法，当今依然还是保持“天价”，有的已突破亿元大关。众所周知，2002年北宋米芾的《研山铭》在北京以2999万元拍卖成功，创下了当年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。到2010年嘉德秋拍，王羲之的一件草书摹本《平安帖》，最终也以3.08亿元拍出。

　　600年前，黄庭坚书《法语》值一百两银子的，虽说是价格高昂，但比起二王的作品来说，那也相差很远。而今黄庭坚的书法长卷《砥柱铭》最终以3.9亿元落槌，再加上12%的佣金，总成交价竟达到了4.368亿元。甚至比米芾和王羲之的作品价格还要高。这足以看出，在当今的书法市场，时间久远的价位依然居高不下，并呈金字塔式。例如，清代距今已有100多年，但清代的书法作品在当今的市场相较明代书法作品仍受到冷落，价位也不是很高，这或许跟书作的存世量和时间有关吧。就像在明代时期，元代书法作品的价位也不高一样。况且，清代书法在当时社会却卖得不贵，像郑板桥的润例：“大幅六两，中幅四两，小幅二两，书条、对联一两，扇子、斗方五钱。”比起明人卖的书法，清代相对来讲更加的廉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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